喀斯特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2%（2200万平方公里），影响着18亿人口的生产生活。中国喀斯特面积达344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面积的1/3左右。而贵州喀斯特出露面积109084.58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1.92%。若加上覆盖型和浅埋藏型喀斯特，喀斯特分布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73.79%，高居全国之首。

即使是以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的“喀斯特王国”前南斯拉夫，其喀斯特面积也仅占其国土面积的33％。此外，贵州还是全球喀斯特发育最典型、最复杂、景观类型最丰富的东亚片区的中心。

喀斯特地区是人地关系矛盾最尖锐、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这里居住着超过2亿人口，48个少数民族，以人类活动为主导因素而引起的石漠化严重制约着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该区又处于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上游，其生态建设决定着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一、喀斯特地貌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喀斯特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对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面源和点源污染物排放量剧增，由于喀斯特山区土层薄、自净能力差，基岩裂隙和管道发育，导致地表水-地下水转化快，污染物质易于迁移和扩散，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十年来针对石漠化治理及生态恢复工程取得重大进步，但仍存在石漠化治理工程没有紧紧结合喀斯特地质背景特征导致该地区恢复工程缓慢、石漠化治理困难及生态环境反复恶化等问题。存在石漠化治理及生态恢复速率与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尚存在时滞差距的矛盾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技术与发展途径亟需突破”的问题。为解决喀斯特山区干旱缺水问题，贵州修建了大量的小微型坡地蓄水工程，由于对降水-径流-地下水转化规律认识不够，许多蓄水工程来水不足；对地下裂隙、管道发育规律认识不够，利用地下河修建的一些中小型地下水库，蓄水后渗漏严重，工程失败；对地下水资源赋存规律认识不够，钻孔打水成功率难以提高；难以满足新阶段贵州“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需求。而特殊的碳酸盐岩风化成土机制更使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系统不论是先天或是后天都极为敏感而脆弱，而非喀斯特地区的治理经验又往往很难在喀斯特地区照搬照用。

另一方面，我省大多地区为喀斯特地区，该区地下“水”由于缺乏非喀地区土层过滤的自净优势，且易使大气降水与地下“水”直接接触，导致大量地表水-地下“水”转换频繁，污染物质易于迁移和扩散。另外，与其他省份相比，我省的“湖”泊不同于鄱阳湖、太湖、洞庭湖等，我省“湖”泊大多是喀斯特高原的大型人工深水“湖”泊。因此，这类“湖”泊的水体分层结构与污染规律，跟天然湖泊相比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受到污染后极难恢复。

二、贵州在治理喀斯特石漠化上有哪些做法？取得了哪些成效？

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并称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环境灾害。如何使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变成金山银山，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懈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及生态恢复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系统有效解决，西南喀斯特地区成为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的重点及难点地区。

许多科研人员立足贵州，面向全球，在石漠化、地下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生物多样性递减、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山区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反复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取得了取得了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彰显了在喀斯特领域具有很大的国内外影响力。例如：提出了喀斯特石漠化的三种经典演变方式并阐明了其时空演变的历史过程，建立并阐述了喀斯特石漠化坡地垂直带谱治理模式，创建了高原型、峡谷型和槽谷型等不同地质地貌类型区的石漠化治理恢复模式；发展建立了山区深水型湖库物质循环五界面控制模型，成功应用于水质预警，攻克了一批山区湖库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揭示了典型有毒有害重金属（类金属）元素环境污染过程和迁移富集机制，系统评估了西南地区典型重金属的人群暴露途径与健康风险。提出的石漠化治理、水体富氧氧化及重金属防治策略，在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山区等国家扶贫主战场等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引领了我国乃至世界喀斯特生态环境研究的学科发展，同时也为国家《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